臺灣《聯合報》今日發(fā)表社論文章指出,否定威權年代的一切,是民進黨的偏見與傲慢;而對“軍公教”任意栽贓,則是它的無知和霸道。蔡當局對“太陽花學運”學生撤告,卻讓已退休的警察局長黃升勇仍背負“殺人罪”的官司;讓“拔管”未遂的教長潘文忠下臺,換吳茂昆上陣操戈;這些,才是把官員當成“工具”的現在進行式。民進黨必須想想:它漸漸變成了自己厭憎和鄙視的那種政黨。
社論摘編如下:
臺灣“立法院審查檢察總長”提名案,民進黨“立委”段宜康詢問被提名人江惠民,是否愿意為過去“威權體制”下“檢察官成為統(tǒng)治者的工具”一事向民眾道歉;江惠民以其層級不適合為“政治案件”表態(tài)為由婉拒。段宜康羞怒之余,揚言不會投票支持江惠民出任臺當局“檢察總長”。
客觀而論,江惠民的答復堪稱穩(wěn)重而不失禮。如果是一個急于求官的人,為了討好執(zhí)政黨“立委”,可趨炎附勢;反正是無本生意,何難之有?但如此一來,便暴露了“軟腳蝦”本色,臺當局“檢察總長”若善于“看政治臉色辦事”,未來要領導臺灣檢察體系獨立辦案免于政治干擾即成奢談。也因此,江惠民以其層級不適合為由婉拒,表現不卑不亢,恰如其分。事實上,他若自認有資格代表所有的臺灣檢察官道歉,那才更滋爭議。
令人反感的是,其實是段宜康的質詢。他一向的問政風格咄咄逼人,甚至常常帶有強烈羞辱字眼;他罵軍人“貪得無厭”,罵花蓮選民令他“鄙視”,凡不合己意便極力貶損對方,皆為失格的表現。而他這次的質詢,竟不分青紅皂白把臺灣的檢察官全打成“統(tǒng)治者的工具”;這種鋪天蓋地、不問是非曲直的貶抑及污名,讓江惠民如何吞得下去?
把威權時代擔任過檢察官的人都指為“統(tǒng)治者的工具”,不僅是對檢察官的誣蔑,也是對臺灣社會的誣蔑。試問,難道早年的檢察官都是“為虎作倀”之輩,都是必須討伐斗爭的“幫兇”?換一個問法:早年的臺灣如果沒有檢察官,臺灣的社會“法治”會變得更好嗎?如果以上皆非,那么段宜康的政治大話和道德優(yōu)越感根本是無的放矢,他有什么資格要求江惠民道歉?
民進黨以“威權年代”來勒索臺灣已經很久了,但它用來填破補漏的“轉型正義”,卻處處顯示出“段宜康們”的淺薄與霸道,這絕無可能為臺灣民主注入清新、正直的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黨產會”、“促轉會”相繼成立后,蔡當局利用執(zhí)政權力黨同伐異的情況也越發(fā)公然而大膽。在臺灣“立法院”,民進黨不斷修改“法令”,以方便執(zhí)政黨把手伸進更多公營機關及財團法人;在臺當局,民進黨利用人事任命不斷侵蝕臺灣,不斷安排派系人馬入駐要津。從這些事態(tài)看,民進黨正在攀登“新威權體制”的高峰,并逐漸變成它自己過去指責、鄙視過的那種政黨;它自己渾然不覺,卻以為民眾也看不出來。
除了段宜康將檢察官指為“統(tǒng)治者的工具”,最近民進黨為了新北市的選戰(zhàn),更頻頻將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貼上“威權打手”的標簽,手法如出一轍。
否定威權年代的一切,是民進黨的偏見與傲慢;而對“軍公教”任意栽贓,則是它的無知和霸道。蔡當局對“太陽花學運”學生撤告,卻讓已退休的警察局長黃升勇仍背負“殺人罪”的官司;讓“拔管”未遂的教長潘文忠下臺,換吳茂昆上陣操戈;這些,才是把官員當成“工具”的現在進行式。民進黨必須想想:它漸漸變成了自己厭憎和鄙視的那種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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