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星：淺談臺灣社會的政治對立現(xiàn)象
華廣網(wǎng)今日刊載北京聯(lián)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灣政治研究所副所長陳星的文章淺析臺灣社會的政治對立現(xiàn)象。文章指出，族群動員方式和民粹主義是政治對立的重要原因。政治對立強化了社會的異質性，同時也成為政治人物謀取政治利益的利器而欲罷不能。對立一旦形成，會有自我復制的能力，要突破這種路徑依賴非常困難。雖然現(xiàn)在臺灣社會的族群動員表面上看已經降溫，但政治對立卻沒有絲毫減弱，未來短期內也大概難以看到減弱的跡象。
全文內容如下：
臺灣社會的政治對立早已不是一個什么新鮮的話題，藍、綠之間的政治對立成為臺灣政治生活的基本元素，在民眾看來已經司空見慣。烈度較高的政治對立顯然是臺灣政治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在政策討論中提案被杯葛是家常便飯，而杯葛的原因往往就是“為反對而反對”。這種情況在兩岸政策方面表現(xiàn)最為明顯。明明大家都知道兩岸的交流合作與進一步開放于臺灣民眾福祉有利，但是綠營卻一直在強力杯葛，藍營也在牽制之下舉步唯艱，使兩岸關系發(fā)展受到很大的牽制。
臺灣社會的政治對立根源于臺灣政治生活中的族群動員方式。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初期，政治動員主要的訴求是“反攻大陸”，這是建立在國共內戰(zhàn)基礎上的政治動員模式，也是國民黨當局政治“正當性”的重要來源。這種動員模式以政治高壓為基礎，擠壓了族群想象與族群對立存在的空間。但是隨著政治形勢的發(fā)展，國民黨的威權統(tǒng)治逐步瓦解，政治動員模式也逐步演變成開放的動員模式，相應地，臺灣社會的動員訴求結構也發(fā)生了改變。黨外運動的動員開始訴求于“本省人出頭天”。這是以省籍族群矛盾為基礎的訴求模式，其邏輯起點就是省籍的區(qū)隔與對立，在這個邏輯下的政治正當性則變?yōu)榉磳ν馐∪说膲浩扰c權力壟斷，后來又極端化為“愛臺灣”與“不愛臺灣”的對立論述。
民粹主義比較流行是政治對立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傳統(tǒng)的威權體制動員模式下，與政治力的強力統(tǒng)合相適應的是意識形態(tài)的強力約束，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也主要表現(xiàn)出一元性、官方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特征。政治動員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動員者強調的是被動員者的服從，盡管有時這種服從是被迫的。在這種情況下，動員者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追隨者很難有多大的主動性。但是當這種動員模式被打破后，政治動員變成了自下而上的，至少是上下互動的模式。民粹主義式的動員在這一過程中逐步發(fā)展起來。具體表現(xiàn)為，政治動員的主要方式是說服和協(xié)商，有時則是赤裸裸的煽動。在這種模式下，動員者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再是一個不言自明的預設，反而成為動員者所必須要說明的問題。以臺灣的具體情況來說，在國民黨當局統(tǒng)治的威權時期，在“反攻大陸”等意識形態(tài)的灌輸下，國民黨當局權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是不言自明的，在他們的表述中“能代表臺灣人民的利益”是一個預設性的邏輯前提。但是在民粹主義動員的語境下，臺灣的各個政黨就必須不斷證明自己是“愛臺灣”的，是能代表臺灣民眾利益的政治群體。于是各個政治勢力不斷通過表演式的政治動員模式，挑動起民粹主義，爭取大眾的支持，政治對立的結構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固化。
政治對立強化了社會的異質性，同時也成為政治人物謀取政治利益的利器而欲罷不能。在政治動員中，動員者必須明確自己在哪一方面能夠成為被動員者的代表，按照民進黨的話說，如何才能找到“令人民感動”的方法，是政黨和政治團體能夠得到民眾支持的前提。于是，身份認同、政治利益的區(qū)隔等都可能被拿出來作為政策區(qū)隔的標準。在族群異質性不強的社會，由于政治認知的多元化，難以形成一貫的、較為劃一的集體意識，所以這些社會的政治動員雖然可能形成政治對立與沖突，但是沖突的路線往往是發(fā)散的。同一個領導者可能在這個月是追隨者的眾矢之的，在下個月卻又成為追隨者心目中的英雄——但是在不同的問題上。在臺灣社會，社會的異質性主要表現(xiàn)為族群的異質性，選民對政黨政策層面的差異性理解對政治動員者來說并不是那么重要，他們與特定族群的感情聯(lián)結才是更為關鍵的問題。故而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被動員者對政策的差異性理解往往被異化成族群區(qū)隔的外化形式。許多選民與動員者的感情聯(lián)結是一貫的和穩(wěn)定的，所以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沖突也是長期的。
在臺灣的政治生活中，民進黨不斷以族群身份進行政治動員，國民黨也在壓迫之下不斷強調自己的“本土化”認知，社會沖突的路線以較為收斂集中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民進黨執(zhí)政被視為“本土政治勢力”的勝利，而一旦這個“本土政黨”出了問題，則所有的問題都會被貼上族群斗爭的標簽。例如，在2006年的民進黨政治弊案的驚濤駭浪里，民進黨一直強調這是一場“政治迫害”。一直到2008年民進黨下臺，深綠支持者也無法與貪腐的陳水扁家族及民進黨高層進行比較清楚的切割。關鍵原因在于，在族群異質性不斷顯性化的語境下，對深綠民眾來說政治操守和政治道德的要求已經退居第二位了，第一位的是要保證“本土政權”的存續(xù)。同樣，馬英九上臺后，緩和兩岸關系，強化兩岸交流的措施雖然對臺灣有利，卻也被攻擊為“賣臺”，遭到了民進黨的強力抵制。這些情況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臺灣社會政策層面訴求在政治動員中難以占據(jù)主導地位的事實。
政治對立一旦形成，就會有自我復制的能力，要突破這種路徑依賴非常困難。易言之，政治資源爭奪中的區(qū)隔與動員又會作為政治社會化內容使政治對立的邊界更加明晰，甚至成為強化政治對立的機制。應該提到的是，民進黨除了在2000年上臺以后較為強調族群動員以外，很少單純以族群動員為主要動員模式。但是這并不能否定民進黨的政治動員以族群動員為核心的事實。如臺灣學者王甫昌所說，民進黨的政治動員一直宣稱以“政治民主化”、“本土化”為目標，但是在當時臺灣的政治結構下，它卻產生了造成本省人族群意識上升的族群運動效果。所以，雖然現(xiàn)在臺灣社會的族群動員表面上看已經降溫，但政治對立卻沒有絲毫減弱，未來短期內也大概難以看到減弱的跡象。（陳星：北京聯(lián)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灣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