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費”案究竟是行政陋習、個人貪污還是制度殺人？
臺灣前“司法院長”翁岳生“特別費”案不起訴，對“特別費”領據(jù)部分是否屬“實質津貼”的定性問題，承辦檢察官的說明“意在言外”，顯示特偵組只有結案的共識，但無“特別費”性質的共識。
臺灣《聯(lián)合報》認為，先是馬英九被起訴獲判無罪、檢方提起上訴，而后翁岳生卻獲不起訴；前后對照，外界看到的是檢方偵辦標準錯亂、進退失據(jù)。
特偵組偵辦翁岳生案的調查方式，和“公務機要費”、“四大天王”案相同；不同的是翁案的不起訴處分書，對“特別費”中須以領據(jù)核銷的性質、行政慣例多所著墨，和馬英九案的一審無罪判決理由雷同度很高。
偵辦本案的朱朝亮檢察官在翁岳生的不起訴書中特別提了“特別費”的“行政慣例”，強調領據(jù)核銷的部分，只要以領據(jù)列報就完全核銷，不必再繳回，“主計處”去年十一月九日的函示可為證明。
既然以領據(jù)列報就已完成核銷，首長無須再報告用途，那么檢方何需再去查核首長領據(jù)部分有無“因公支用”呢？檢方一直未說明這點，而自己討論出一套調查的標準——先將“特別費”賬戶中顯為首長個人私用的支出扣除，其余結余金額，只要支出大于報領的金額，就推定為公用支出。
這套標準，不但侵犯首長的隱私，更查不清楚首長以領據(jù)領來的錢究竟用于公或私，因為這和首長個人賬戶里其它的錢混在一起，根本難以區(qū)分，只能以“被告不自證己罪”、“罪疑為輕”的理由放棄追查。
但若由以領據(jù)列報即完成核銷的觀點來看，檢方根本不必如此辛苦，也不會產(chǎn)生外界質疑馬英九案特殊化的不公平現(xiàn)象。
朱朝亮在臺南地檢署檢察長任內偵辦許添財案時，即曾提出領據(jù)部分為“實質補貼”的看法，如今他到特偵組，并沒有放棄這套想法，因此在翁岳生的不起訴書中寫出“特別費”的沿革，領據(jù)核銷無須繳回的慣例。
特偵組以如此勉強的共識辦案，怎么稱得上最基本的公平？更別提所牽動的政治效應了。檢方內部見解有歧見，連自己人都無法完全說服，被偵辦者又何能心服？
臺灣《聯(lián)合晚報》指出，如今看來，馬英九一審判決無罪時“虛耗到此為止”的呼吁，檢察官似乎聽了進去，但對照檢方仍堅持上訴馬案，以及近日連馬鶴凌骨灰壇都被綠營大作文章，百姓可能更想問“政爭到何時為止？”
原本大家以為侯寬仁拒絕接受馬英九大水庫理論，可能讓所有領過“特別費”的官員都遭入陷于罪，但從陳瑞仁偵辦“公務機要費”、到特偵組先后交出偵辦謝蘇翁的成績單，結果卻顯示，不論是一半的“公務機要費”或是謝蘇翁的領據(jù)“特別費”流向，都沒有被嚴格追查，寬松認定“特別費”領據(jù)部分反而成為“常態(tài)”，如今只剩下馬英九一個人，繼續(xù)陷在領據(jù)的爛泥，即將被二度凌遲。
檢察官不起訴翁岳生的理由，和不起訴謝、蘇領據(jù)部分的理由一樣，都是“出大于入”，問題是，從媒體追查謝、蘇不起訴書的結果顯示，檢察官對謝蘇宣稱“特別費”支出的認定卻相當寬松，連謝長廷幕僚以自己信用卡刷卡的消費都可以算在內，對照當初檢察官不接受馬英九的大水庫理論，并對馬“特別費”流向追查得巨細靡遺，檢察官在“特別費”案的虛耗更像是“到馬英九為止”。
更重要的是，不論翁岳生的不起訴處分書內容是否還暗藏什么玄機，就像謝蘇未被起訴的結果一樣，除非藍營再拿到新事證，“特別費”案對綠營大選的影響已完成損害控管，此外，連和馬英九情況相似的翁岳生也被判無罪，則讓人聯(lián)想馬英九的“特別費”案應該還有續(xù)集，馬英九“特別費”案二審11月2日起即將正式開庭，意味綠營新一波“打馬特別費”攻勢又將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