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由復旦大學生、校友和校外人員組成的探險隊,在黃山登山探險時迷路報警,民警張寧海在搜尋歸來途中犧牲。隨后,有媒體和公眾質疑隊員對民警犧牲過于冷漠。網絡上對登山隊進行了道德上的質疑,并陸續(xù)爆出“復旦媒體公關”等各種言論,質疑升級,被稱為“黃山門”。
處于漩渦中的18人,在被救下山后做了什么?他們經歷了怎樣的一個心理過程?他們怎樣面對這樣的輿論和譴責?昨日,本報記者對話這次參與探險的領隊。□本報記者 張寒 北京報道
侯盼
登黃山探險隊的召集人,復旦大學2009年碩士畢業(yè)生,18人的領隊。
“黃山門”事件發(fā)生后,他遭到人肉搜索,收到各種謾罵的短信和電話。他作為18個人的代表,接受媒體的采訪。
【對話人物】
“下意識希望沒有人死去”
新京報:登山遇險,參與救援的民警犧牲,然后你們的一些表現(xiàn)遭到指責,經過這幾天的爭議,心情是否平復了一點?
侯盼:好一點了,現(xiàn)在就是希望把二老(犧牲民警張寧海的父母)的事情做好。
新京報:這段時間對你還有隊友,應該都是一種煎熬,你的心理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侯盼:從黃山回來當時是星期一(12月13日)凌晨兩點鐘,一直到星期三晚上,我沒有合過眼。剛回到上海時,當時聽取心理治療師的意見,盡量不去想事情發(fā)生時的情形。
新京報:沒有合過眼,你當時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侯盼:作為領隊,我和壓隊(跟在隊伍后面保護或監(jiān)督)小唐當時做得更多的是總結技術的問題。為什么會出這樣的事情,我們到底犯了什么樣的錯誤,報警是否應該,這些問題。當時想到的多是活人的教訓,而沒有去想一個生命的消失。
我們會有一些心理暗示,刻意去回避有一位民警為我們犧牲的事實。主觀上不敢去想,不敢去談。別人說我們一聲不吱,很冷漠,我承認我和壓隊小唐態(tài)度有些問題。
新京報:你說態(tài)度有問題,不敢去想,那是一個什么樣的原因呢?
侯盼:一個就是我們回到學校,為我們做心理輔導的老師,讓我們暫時不要去想這個事情,平靜一下。另外,我想我們也是不敢面對生命消失的事實。
新京報:為什么會不敢面對?
侯盼:一個人的生命因為我們而失去了。我們當時還不敢承擔起這個責任,總覺得下意識地希望沒有人死去。
新京報:什么時候才真正意識到,一個人的生命失去的問題?
侯盼:星期三晚上,我接到了張寧海家屬的電話。我當時說,家屬這邊有什么樣的要求,我一定辦到。他們的態(tài)度非常寬容,希望我們壓力不要太大。他們只想知道寧海去世的一些細節(jié),寧海當時是走在哪里,穿著什么樣的衣服,什么情況下失足,有沒有喊,最后一句話說的是什么。
就是這些問題,突然我一下子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我真切地意識到一個生命就這樣消失了,我從不敢去想,一下子就爆發(fā)了。
我覺得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意識到了生命的問題。我開始反思,開始懺悔,開始想怎樣去對二老做點事情。
新京報:從那時候開始愿意去面對這件事?
侯盼:我后來去參加了張寧海的追悼會。在現(xiàn)場,我見到了張寧海的媽媽,我說,“我們18個人都是您的子女,您是我們的媽媽”。張寧海的媽媽當時已經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但她還是用臉貼了貼我的臉,把我拉起來。
出了追悼會現(xiàn)場,我們開始面對媒體采訪。一個生命因為我們而失去了,我們需要承擔起這個責任。我拒絕了幾家媒體的采訪,因為我對他們的失實報道非常不滿。
今天早上的時候,我意識到沒必要苛責媒體把我們的冷漠和英雄進行對比。如果說,這種對比能夠教育大家不做我們,而學習英雄事跡,能化解點社會上的戾氣,我覺得可以接受。而且關于學生的教育的缺失和責任的承擔,這些也可以更好地教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