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wǎng)12月26日電 據(jù)臺灣《中國時報》報道,臺灣“最高法院”以類推適用方式,將大陸公安警訊、檢方偵訊筆錄,視同臺方的警訊、偵訊筆錄,可以采為論罪依據(jù)。
報道稱,爾后,因“證人或共犯在大陸,被告在臺灣”,難以論罪的兩岸刑事困境,將不會再出現(xiàn)。
報道說,以往罪犯若分由兩岸司法逮捕、偵訊、審判,因兩岸欠缺刑事司法互助法制,致使臺灣法官引據(jù)大陸公安警訊筆錄、偵訊筆錄、審判筆錄、死亡鑒定書為論罪基礎(chǔ),在臺灣引起適法性爭議!白C據(jù)法”上的困境則在于:大陸公安并非臺灣的司法警察,檢察官也非臺灣的司法官,大陸更非“國外”。因此,若采嚴(yán)格解釋,證人或共犯在大陸接受公安訊問制作的筆錄,甚至檢察官、法官的訊問筆、鑒定書,這些大陸司法文書均無法采為證據(jù),罪犯難以論罪,有失社會公平正義。
臺灣“最高法院”為了解決此項困境,不得不以類推適用方式,勉強(qiáng)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一五九之三條的規(guī)定。
據(jù)臺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三條規(guī)定,被告以外之人(例如證人或共犯),在司法警察或檢察官前作證后,因滯留島外或所在不明,以致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其證詞若有特別可信者,雖屬傳聞證據(jù),但可例外采為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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